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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政法干警申论、面试热点(8.22-8.23)

来源:未知   发布时间:2014-09-14 考德上公培考德上公培V 考德上公培V 微博

一、户籍改革的关键是均衡户籍福利

 中国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字面上的“户籍管理”或“户籍登记”,它更重要的指向在户口迁移、户口准入、农转非的户口审批。由于这种户籍管理的长期存在,进而在城乡分治的行政建制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

60年来,这种僵化的、强制性分类的户籍管理,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中国人分隔在物质文化悬殊的两个“世界”。不同世界的人,便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命运。户口也因此成了与国人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特殊证件,每个人的出生、上学、就业、参军、结婚、迁徙……无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

 即便在实施住房商品化、福利货币化、保障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同省区、不同市县之间不协调、难衔接、条块不统一的情况仍普遍存在;面对城市就业的严峻形势,一些省份采取措施限制甚至排斥农民工进城,形成了城乡劳动力有别的就业体系;人们在思想上还依然存在着城里人优于、高于乡下人的观念等等。

 其实市民抑或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识,本不应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户籍改革最大的难题,就在剥离附加于户籍之上、差异巨大的公共福利。一言以蔽之,户籍制度改革的指向,首先就应指向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平等权作为一项自然权利,与自由权、财产权并称为三大基本人权。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户籍制度也应、且只能建立在这三大基本人权的基石之上。

而30余年来,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走走停停,就因为附加在户籍上的权利鸿沟问题总无法逾越。在一些地方性的户籍改革试验中,“蓝印户口”、“红本户口”、“绿本户口”等不一而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户口不断出现,这些改革的共同点就是:不同的户口本,不同的权利保障。也因此,户籍改革问题始终未见实质性的突破,二元户口管理体制在事实上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雷区”。

 与政策的改变与推动相比,旧二元结构所造就的人为的不平等要想得到基本消除则更为艰难。从世界范围内考察,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分治,只涉及行政建制与辖区划分以及政府组织与职能的繁简,而与居民的身份无关。市民抑或农民,只是一种职业或居住地的标识,并不存在一种行政上的身份管制或迁徙壁垒。

在中国,传统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的打破,并不是政策变迁就能自然达成的结果,亟待建立和健全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制度。近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不再绕弯,而是直面户籍改革中的最大难题。“意见”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对公民平等权的应有尊重,也是对法治最直接的诠释。

 当然,户籍改革的固有障碍并不因“意见”而消失。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的障碍又出现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北上广等大都市“一户难求”,而作为人口净流出地的小县城,却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乡村空巢和老龄化问题加剧等严重社会问题。今天的户籍改革,不但要有一纸代表顶层设计的“意见”,还应用法律的方式将改革的目标和改革的成果固定下来,让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不会再因政策执行的变化而异化。以此视角观察,户籍改革其实不仅在于改革传统的二元户籍管理结构,更在于改革催生出二元户籍管理结构的制度土壤。

二、“酒烈士”事件的警示

  

 又见官员“酒后猝死”,镇政府花75万元“摆平诉求”,乐昌市有关部门表示:“赔偿协议”是镇政府擅自与死者家属达成,镇领导还擅自决策“动用财政资金”支付高额赔偿。(新华网 8月17日)

近年来,干部喝酒致死悲剧不断重演,仅仅今年,安徽祁门民警酒后摔倒致死、广西来宾副镇长醉死食堂、湖北恩施地税干部酒后猝死……这些频现的酒桌死亡事件将公务员的职业推向高危。当干部不仅拼能力更要拼体力,但国家并没有将酒桌作为干部的职场,酒桌不是竞技场,也不是英勇牺牲的战场。这种不被群众理解,不被政府承认的牺牲着实可悲,可以说,“酒烈士”没有任何赢面,怎么都是输。

 干部输了生命,家属失了亲人。“生命诚可贵”,在酒桌上的牺牲死得糊涂,死得可惜,也牺牲得滑稽。不管死后何其“功勋卓著”,何其“一命千金”,对其本人来说,都没有生命来得可贵,对其亲人来说,也没有家人来得可靠。这样的牺牲毫无价值,一次喝酒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怎么算都是赔本的买卖。

 相关领导输了官帽,政府失了公信。不论牺牲干部是“赶鸭子上架”,被动参与配合还是主动请缨,在酒桌酣畅淋漓,他的死亡,在坐的其他领导干部都脱不了干系,毕竟没有人能断清几分被迫几分情愿,也没有人能撇清猝死与酒精的关系,组织这次宴席的和列席的领导干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不说对干部生命的负责,就是在中央禁令之下,顶风喝酒就够他们“喝一壶”的了,更别说还有后续的擅自挪用公款赔付等违规行为。而这些事件的曝光更是严重损害了干部形象,影响了政府公信。

 群众输了利益,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用”。但一旦有“酒烈士”出现,相关部门总要拿出一大笔慰问资金,以牺牲群众的利益替干部的错误买单。擅自挪用公款,或者假以“因公殉职”之名,通过这些手段将违纪行为洗白后,留下的财政漏洞最终必然转嫁到群众身上。而被曝光的这些事件,也让群众十分失望,中央三令五申,干部依然顶风作案,财政审批严格,“一把手”依然能只手遮天,这些乱象无疑让群众失去了对干部和政府的信任。

 这样全盘皆输的死局却依然有领导干部铤而走险,无惧中央八项规定,无视干部“革命本钱”,不顾群众监督目光。这样的现象折射出“四风”问题的顽固性,干部推不了人情,甩不开往常惯例。这也就是说反“四风”还要持续深入的推进下去,特别是对基层干部,更要及时纠偏。对于发生的酒桌悲剧要一查到底,严格追责,才能强化震慑,敲响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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